王忠明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何兵，受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被告人王忠明的辩护人。根据在案证据、事实和相关法律，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关于王忠明受贿的指控，不成立。王忠明没有收受他人贿赂，在案证据，特别是讯问王忠明的同步录音录像，充分证明本案是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违法办案，人为制造的冤案。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违法询问、讯问王忠明，违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刑讯逼供

（一）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违法询问、讯问王忠明，并刑讯逼供

１．案卷中没有2014年6月20日的询问笔录，在案法律手续与实际情况不符

到案经过显示，王忠明是2014年6月20日14时到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的（第一卷Ｐ2），传唤证显示，王忠明是2014年6月21日13时到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讯问，讯问开始时间为当日13:30，传唤证上没有讯问结束时间（第一卷Ｐ14）。但是，如上所述，王忠明说是那个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在6月20日带着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人到单位抓的他。而且，他被抓到检察院后，就再没有被放回来，不存在6月21日13时按照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传唤，自己去接受讯问的可能。这说明，在案法律手续反映的不是王忠明被询问、讯问的真实情况。

既然王忠明在2014年6月20日14时，到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接受了询问，那么，就应该有当天的询问笔录。但是，在案证据中，没有该日王忠明的询问笔录。在以前的诉讼中，王忠明及其辩护人，都要求检察机关出示、法院调取该日的录音录像、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但是，检察机关一直没有出示，法院也没有调查相关材料。

王忠明在控告信中，详细描述了了2014年6月20日他被带到检察院，至21日下午１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前，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他实施刑讯逼供，并以抓他的老婆和孩子相威胁，逼他承认受贿的情况。王忠明说，办案人员郑伟，命令他两手抱头面对墙长时间蹲着，后来要求脱掉鞋光脚蹲，他因腿脚麻木多次栽倒时，每次都被连踢带拽起来继续蹲。办案人员后来又命令他手抱头在房间两侧墙壁之间蹲着走，每次走到墙壁前，必须做十几个蹲起动作，做不标准就罚，不听话就大耳光扇，做完一组蹲起，办案人员就喊交待不交待，不交代就继续蹲走和蹲起，持续地折磨。郑伟还威胁他说：“拿牙签扎你的鸡鸡和屁眼，并说那又验不出伤，就算有伤，也跟痔疮看起来没啥区别”。郑伟还用拳头搥王忠明胸口，并拧搓，说这是给“按摩、按摩”，并威胁说王忠明如果不认罪，就抓他的老婆，到时他们这些办案的大老爷们好好给王忠明的老婆“按摩、按摩”。办案人员在逼王忠明认罪时，说如果不认罪，就抓他的爱人，还要开警车到他女儿的学校，大张旗鼓地抓她了解情况。

2.2014年6月21日13：25-13：45的讯问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证明王忠受到刑讯逼供

这次讯问时，王忠明没有戴眼镜，所以从同步录音录像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王忠明两眼明显肿胀，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而且，2分13秒，王忠明在回答办案“你现在身体怎么样”的问题时，说“嗯，基本正常”，但是笔录记载的却是“我现身体很好，吃的好，得到了必要的休息，能够接受检察机关的讯问”。13分21秒，核对笔录时，王忠明对上述内容提出异议，办案人员说“这个无关紧要，你现在身体确实很好，没什么大毛病”。但是，24分51秒，王忠明在讯问笔录上签完字后，要求上厕所，他从讯问室的椅子上下来时，明显有些踉跄，办案人员也说“慢点，活动活动腿”。这次讯问，只有短短的20分钟，既然王忠明身体确实很好，吃的好，得到了必要的休息，那么在短短的20分钟讯问后，从椅子上起来时，没有必要先活动活动腿。但是，办案人员说“慢点，活动活动腿”，显然是怕王忠明起身时，腿脚麻痹而摔倒。

上述情况说明，王忠明在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前的这段时间，受到了刑讯逼供。

（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违法指定并执行居所监视居住，刑讯逼供，编造王忠明的认罪供述

1.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适用标准，严重违法

2014年6月21日，王忠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掌握的王忠明涉嫌受贿的数额，仅为40万元（即王春兰的20万、金荣富的20万），没有达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刑诉规则》）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50万元的规定标准，不符合刑诉法第73条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忠明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明显违法。

2.由检察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严重违法

王忠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由检察院执行，但我国法律从未赋予检察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权力，《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刑诉规则》第一百一十五条也仅规定，“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本案中，辽宁省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及其执行通知书也非常明确，由沈阳市公安局佟沟派出所执行（卷一P5、P6），但王忠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却由检察机关直接执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3.指定苏家屯讯问室作为监视居住的居所，严重违法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忠明监视居住指定的场所，是苏家屯讯问室，系专门的办案场所，不具备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这一点，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及王忠明的控告书均能证明。刑诉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刑诉规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指定的居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二)便于监视、管理;(三)能够保证办案安全。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监管场所以及留置室、讯问室等专门办案场所、办公区域执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苏家屯讯问室，不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且系专门办案场所，作为指定监视居住的居所，严重违法。

4.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编造王忠明的认罪供述，让王忠明背诵、演练并签字

王忠明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办案人员将他固定在苏家屯讯问室的铁椅子上，4天4夜不让睡觉，轮番审讯；困得不行时，就用毛巾沾凉水给王忠明擦脸，逼他承认收钱。检察院和自称省纪委的工作人员，还对他说：“你再不认罪，明天就把那你老婆抓来。”王忠明实在编不出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李享刚就说：“这好办，我说你写。”之后，李享刚翻着一个本子口述，让王忠明听写。王忠明被迫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写了供述。2014年6月25日左右，办案人员又编造了四份笔录让王忠明签字，王忠明拒绝签字，他们就威胁说要抓王忠明的老婆。大概是6月26日，他们又提出，让王忠明按他们要求的篇章结构和顺序，将这四份笔录的内容抄写形成所谓“交代材料”。李享刚要求王忠明把这次笔录和交待材料背熟，录像做笔录时都要按此回答，之后又多次演练，在每次录像前都威胁王忠明，让他不许瞎说，不要“作死”。录像前还要王忠明把此次“交代材料”反复熟悉，记好了再录。

王忠明的说法，与在案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实施了刑讯逼供、威胁、编造有罪证据等违法行为。

二、王忠明的认罪供述，均是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违法办案、非法取证的结果，是该院办案人员违法编造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起诉、判决依据

在案证据中，共有12份王忠明认罪的讯问笔录（下文以“第１次认罪笔录、第２次认罪笔录…第12次认罪笔录”代称），其中苏家屯讯问室形成的讯问笔录５份、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讯问室形成的讯问笔录６份，沈阳市看守所形成的讯问笔录１份，讯问人均为李享刚、张鹏杨，记录人均为张鹏杨。将上述认罪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发现讯问人没有对王忠明的陈述如实记载，在其陈述不符合“要求”时，讯问人即直接编造笔录。而将上述认罪笔录各自进行比对后，可以确定王忠明所说的“办案人员编造了四份笔录让他签字，并让他王忠明按要求的篇章结构和顺序，将这四份笔录的内容抄写形成‘交代材料’，并背诵演练，在以后录像做笔录都要按这些内容回答，录像前还要王忠明把该‘交代材料’看几遍，记好了再录”的说法，是真实的。同步录音录像本身内容也能够证明，这12份认罪笔录，是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制造出来的。

（一）笔录内容与录像中王忠明的陈述，几十处明显不符，办案人员凭空编造被告供述

例如，2014年6月27日15:08分至15:21分录像显示，办案人员讯问的问题是“在拨付工程款上，他对你有什么要求没？”，王忠明回答称“没有什么要求，我们在支钱上都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到我这个环节都及时给予审核，报所长来审批。”但与之对应的讯问笔录则变为，办案人员询问，“你拿到钱后，给予金荣富的公司照顾了么？”，王忠明答复，“照顾了。荣兴公司的工程款我都及时审核同意支付了。”笔录上的问话，实际并未发生，王忠明从未说过自已照顾了金荣富，而办案人员却凭空捏造王忠明的口供，说其承认拿钱后照顾了。

再如，2014年6月28日9:39至9:55分录像显示，办案人员问王忠明，“工程款支付，如果不经你审核同意，所长能签字审批不？”王忠明答复，“按照这个支付的流程，是先由我进行审核、同意，然后报给所长，所长再进行审批和签字。” 与之对应的讯问笔录又一次对王忠明进行栽赃陷害，变为办案人员问，“工程款支付，如不经你审核同意，所长能签字批准不？”王忠明回答，“不能，工程款的支付必须经我审核同意，然后才能所长签字。”显然，笔录造成的结论是，工程款没有王忠明同意，则不可能支付。但事实上，王忠明不仅没有这么说，卷宗中多份支付凭证证明（如卷五P34、P64，卷六P38、P63、P96），没有王忠明的签字，款项完全可以支付。

除了凭空捏造对王忠明不利的陈述外，本案讯问笔录中正还存在王忠明关于自已无罪和被刑讯逼供的陈述，办案人员不记入笔录的情况。如2014年7月17日10:13至10:33分录像显示，王忠明大约做了二千字的陈述，反映自己被刑讯逼供，口供是在特殊压力下形成的。而检察院的笔录，只有区区74个字。同步录音录像中，办案人员还欺骗王忠明，称“这个都给你记，都正常记啊。”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记载。

（二）王忠明认罪的讯问笔录，内容、结构、顺序完全相同，是办案人员事先编好，并粘贴复制制造出来的

1.在苏家屯讯问室（即指定监视居住的居所）形成的讯问笔录（第１份认罪笔录－第５份认罪笔录），内容、篇章结构和顺序完全一样，明显是统一制造、粘贴复制。

第１份认罪笔录，涉及王春兰的20万元，发生于2014年6月27日14：15－14：40，用时25分钟，共６页4行；第２次认罪笔录，涉及金荣富的20万元，发生于2014年６月27日15：05-15：30，用时25分钟，共６页；第３次认罪笔录，涉及陈广生的40万元，发生于2014年６月28日9：12-9：35，用时23分钟，共６页纸；第４次认罪笔录，涉及华明的20万元，发生于2014年６月28日9：37-10：01，用时24分钟，共６页纸。上述四份认罪笔录，不考虑不同行贿人的姓名、金额，它们的内容、篇章结构完全一样，讯问时间也相差无几。

第5次认罪笔录，涉及王春兰、金荣富、陈广生、华明四人的钱款，发生于2014年6月28日14：14-14：55，用时41分钟，共15页纸。这份综合笔录的内容，是上述四份笔录的粘贴复制，与前４次认罪笔录的内容完全一致。

2.在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讯问室形成的讯问笔录（第６份认罪笔录－第11份认罪笔录），与在苏家屯讯问室形成的讯问笔录，对应的内容完全一致，明显是粘贴复制的

第６次认罪笔录涉及王春兰的20万元，发生于2014年6月30日9：35-9：55，用时20分钟，共６页４行。该份笔录和第１份认罪笔录一字不差，每页的开头、结尾也完全一致。

第７次认罪笔录涉及金荣富的20万元，发生于2014年６月30日10：00-10：20，用时20分钟，共６页。该份笔录和第２份认罪笔录，一字不差，每页的开头、结尾也完全一致。

第8次认罪笔录，涉及陈广生的40万元，发生于2014年6月30日10：23-10：43，用时20分钟，共６页。该份笔录和第３份认罪笔录，一字不差，每页的开头、结尾也一字不差。

第９次认罪笔录，涉及华明的20万元，发生于2014年6月30日10：45-11：05，用时20分钟，共６页。该份笔录和第４份认罪笔录，一字不差，每页的开头、结尾也一字不差。

第10次认罪笔录，涉及王春兰、金荣富、陈广生、华明四人的钱款，发生于2014年6月30日11：10-11：50，用时40分钟，共15页。该份笔录和第５次认罪笔录，一字不差，每页的开头、结尾也一字不差。

第11次认罪笔录，涉及王春兰、金荣富、陈广生、华明四人的钱款，发生于2014年7月3日9：32-10：18，用时46分钟，共16页。该份笔录，除最后关于通知王忠明刑事拘留的内容外，其他部分和第５次、第10次认罪笔录的内容，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通过上述比对，还可以清楚的发现，第６次认罪笔录至第９次认罪笔录，作为仅涉及单次事实的笔录，记载的讯问时长、笔录页数都完全相同，第10次认罪笔录和第11次认罪笔录，如果不考虑第11次认罪笔录中关于刑事拘留的内容，它们的讯问时长、笔录页数也相同。

上述情况，显然违背常理，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此种情形的发生，只能说明：第６次至第11次的认罪笔录，是第１次至第５次认罪笔录的复制品。充分证明，这些认罪笔录，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制造的有罪证据。

3.在沈阳市看守所形成的讯问笔录（第12份认罪笔录），也是以前笔录的复制品

第12次认罪笔录，涉及王春兰、金荣富、陈广生、华明四人的钱款，发生于2014年7月3日14：32-15：08，用时分36钟，共12页。这份笔录虽然是在沈阳市看守所形成的，但是王忠明说，他被办案人员送到看守所后，办案人员直接与看守所商量给他分配了较好的监室，换好号服后，马上提他做笔录，他们说就是个程序，威胁说必须按在检察院说的再说一遍。庭审中当时与王忠明同监室的陈振斌的证言证明了此事。王忠明因感觉到仍在办案人员的控制下，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只能按他们的要求，按背熟的内容又说了一遍。

第12次认罪笔录，关于所谓的案件事实的记载，和第５次、第10次的综合笔录完全相同，充分说明第12次认罪笔录仍是以前笔录的复制品，证明了王忠明和证人陈振斌所言的真实性。

（三）同步录音录像证明王忠明的认罪笔录，系办案人员编造

1.录音录像显示，每次讯问的实际时长都很短，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否完成相应讯问，是值得怀疑的。

第１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为11分25秒，第２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９分59秒，第３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10分35秒，第４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为10分48秒，第６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11分30秒，第7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10分54秒，第８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10分42秒，第９次认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长10分钟。这８次有罪笔录的实际讯问时间，最长11分25秒，最短９分59秒，但笔录最少都是６页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问有答，能否完成６页纸的录入，是值得怀疑的。

更为夸张的是，第５次、第10次、第11次的认罪笔录，都是关于接受王春兰、金荣富、陈广生、华明四人钱款的综合笔录，实际讯问时长25分08秒、26分22秒、28分57秒，笔录最少是15页纸。在上述短暂的时间内，通过有问有答的对话，能否完成相应录入，是值得怀疑的。

3.录音录像显示的内容，证明办案人员确实刑讯逼供、以家人相威胁，并编造笔录

第1次认罪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示，讯问结束准备打印笔录时，打印机有问题，在等待打印笔录的过程中，18分28秒，王忠明说：“拿几张纸我这签一下就得了”，23分04秒时，王忠明说：“想要问个额外的事”,办案人员说：“等会”，23分26秒时，王忠明说：“给他们打个电话，别让他们去找她们”，办案人员说“整完，整完再说”、“先都不用说，先让他签字”。核对笔录时，王忠明说：“有些细节和我说的不一样”，办案人员说：“你先签字吧，签完字再说”；王忠明说“基本和上次一样”，办案人员说：“对，你签字吧”。

上述过程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在此之前，还有关于王忠明承认接受王春兰20万元的讯问笔录，但是案卷中没有相关的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办案人员隐藏了该份证据；二是王忠明实际供述和笔录记载的内容不一致，但办案人员没有如实记载，未做修改，说明本次笔录也是事先编好的；三是王忠明愿意在空白的笔录纸上签字，并说“给他们打个电话，别让他们去找她们”，和王忠明关于“办案人员对他刑讯逼供，并以抓他老婆和女儿相威胁”的说法，及庭审中王忠明称自己被胁迫、无可奈何的说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王忠明确实是被按办案人员逼迫，按其要求配合做同步录音录像的笔录。

第５次认罪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示，讯问中，王忠明在回答“王春兰下次给你钱的经过”这个问题时，说王春兰承担了该所５号实验室的建设任务，这时办案人员提示说是“４号实验室”；在回答“收受金荣富独钱款的事实经过”时，想不起金荣富公司的名字，办案人员提示说“沈阳双兴建设集团”；在回答“收受陈广生钱款的事实经过”时，想不起该说哪个时间，办案人员提示说“2004年，你说吧”；在回答“陈广生下一次给钱的经过”时，又说不出给钱的时间，办案人员提示说“2004年”；在回答“收受华明钱款的事情经过”时，王忠明想不起时间，办案人员提示说“2005年”。结合笔录记载的内容和录音录像显示的内容明显不同的情况，说明本次笔录也是办案人员事先编好的，按照事先编好的笔录在讯问，并让王忠明在笔录上签字。

第12次认罪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示，18分03秒，在问完“你交待一下你收受华明钱的事实”后，办案人员指着电脑屏幕，对着已经准备好的笔录，就接下来问“你和华明是怎么认识的”还是“华明为什么给你这10万元”进行商量，然后先问了“华明为什么给你这10万元”，接着让王忠明把给钱的经过讲一下，然后又问了一遍“华明为什么给你这10万元”，没有问“你和华明是怎么认识的”。但该份笔录还是记载了“你和华明是怎么认识的”的问答内容（卷二Ｐ111）。31分11秒，王忠明在核对笔录时说：“跟以往的都一样一样的”，办案人员说：“对，都是走程序”。这些内容，证明该份笔录是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是以前笔录的复制品，证明王忠明关于“他被办案人员送到看守所后，办案人员直接与看守所商量给他分配了较好的监室，换好号服后，马上提他做笔录，他们说就是个程序，威胁说必须按在检察院说的再说一遍。王忠明感觉到仍在办案人员的控制下，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只能按他们的要求，按背熟的内容又说了一遍”的说法，是真实的。

（四）王忠明的有罪供述，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作为起诉、审判的依据。

王忠明的有罪供述，是在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并以抓捕其妻子、女儿相威胁的情况，被迫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王忠明在被刑事拘留，送到看守所后，立即要求提讯，在2014年７月17日被讯问时，否定了以前的有罪供述，明确说以前的供述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之下，都是违心的”（卷二P115）.《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97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供述”；第206条规定：“询问证人，……，但是不得向证人泄露案情，不得采用羁押、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2条规定：“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第3条规定：“采用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第5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１条规定：“采用下列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一）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二）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依法对王忠明的认罪供述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起诉、审判的依据。

在案证据，充分证明，王忠明的所有认罪的讯问笔录，都是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事事先编好、粘贴复制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第12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与讯问录音、录像内容一致或者意思相符。禁止记录人员原封不动复制此前笔录中的讯问内容，作为本次讯问记录。” 因此，本案中王忠明所有的认罪笔录都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不能不能作为起诉、审判的依据。

三、王春兰、那纪民在原一审时出庭作证，证明他们没有给王忠明行贿，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违法办案

（一）王春兰、那纪民在检察机关的证言，是在办案人员的逼迫下，编造的

王春兰、那纪民在检察机关的笔录，均系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逼迫、诱供之下，被迫编造的。这一点，王春兰、那纪民在2015年8月27日出庭作证时，明确进行了说明。

王春兰出庭证明，以前在检察机关的笔录，都不是真实的，是她编造的，具体的事情经过为：“我记得当时是早上４点多，我还没起床，从我家窗帘往外看，我家前后门各停了一辆车，因为我住的是别墅，车停在我家门口，肯定与我们有关，于是那纪民就开门，想问问怎么回事，门刚一打开，就上来人问是不是那纪民，还有人问我是不是王春兰，我们说是之后，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屋里，自称是办案人员的人说王忠明已经被抓了，还在王忠明家里搜出五六百万元，还说王忠明交待收了我20万元的行贿款，我当时就蒙了，自己 说什么都不记得了。”王春兰明确说，她指证王忠明，是因为：“我被关了40多个小时，人都被关蒙了。听完办案人员的话，我想我明明没有给王忠明行贿款，王忠明还说我给了他20万元，我恨死他了，既然王忠明陷害我，那我也得说我给他钱了。”王春兰被办案人员带走后，没有得到休息，王春兰说“他们把我扣在一个椅子上，因为我有糖尿病，得喝水，唱完水之后，就没完没了的上厕所，办案人员带我上厕所都不耐烦了”。

那纪民出庭作证时，也明确说他和王春兰都没有给王忠明行贿，在检察机关接受询问时指证王忠明，是因为“办案人员说王忠明受贿五六百万，我一想，他这五六百万元都有出处，当然也不差我这20万元，所以就这么说的。”而且，在检察机关的笔录，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办案人员说王春兰已经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这么说的”。而且，那纪民还明确说“当天早上４点多，我和王春兰都还没起床，我家前后门各停了一辆车，王春兰就让我出去看看，我一开门，有人问我是不是那纪民，我就是，还问是不是王春兰，王春兰答应后，我们就被带走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说王忠明被抓了，在王忠明的家里搜出五六百万元，还说王忠明承认收了我和王春兰行贿的20万元，现在王春兰也承认了，问我承不承认，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承认了，直到第二天晚上７点多，才让我回的家。”

（二）检察机关对王春兰、那纪民违法办案，非法取证，在案法律手续与事实不符

在被关押的40余小时期间，王春兰没有睡过觉，她在法庭上说“我当时身体不好，还一直咳嗽、发烧，办案人员说如果承认向王忠明行贿20万元，在笔录上签好字，就让我躺一会，我就同意了。”那纪民在审判法官讯问他在办案机关的状态时，称 “直到第二天晚上７点多，才让我回的家”、“具体过程不想再提了”。王春兰、那纪民的当庭证言，证明检察机关对他们进行了非法取证。

王春兰、那纪民关于检察机关违法办案、非法逼取证言的指控，能够与在案材料形成印证，证明检察机关违法办案。案卷中，王春兰的第一次询问笔录，是2014年6月18日18：31-18：50，询问地点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检察院询问室，记录人张鹏杨（卷三P31-37）。但是，案卷中没有此次询问的法律手续。而且，该次询问共19分钟，笔录７页纸，在正常的询问中过程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完成。那纪民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第一次询问笔录时间是2014年6月18日20：01-20：28，记录人同样是张鹏杨，笔录６页纸，历时27分钟。

王春兰、那纪民是早上４点多被办案人员从家里带走的，但询问笔录显示，王春兰直到当日18：31才接受询问，那纪民在当日20：01才接受询问询问。从被带走到接受询问，间隔这么久，王春兰、那纪民在这期间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那纪民说“具体过程不想再提了”？同时，法律手续显示，王春兰2014年10月21日再次被办案人员询问，但卷宗中没有相应手续。这说明，法律手续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四、金荣富的证言，不合常理，且与事实不符

（一）金荣富所说的行贿资金来源，明显违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违背常理，不具有真实性，不应采信

关于行贿资金的来源，金荣富说“是我从公司财务支取的，是公司的备用金 ”、“财务没记录，我平时总从财务拿钱，拿的都是我的零用钱，不需要记录”（卷三Ｐ72-74）。但是，沈阳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具有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的大型建设企业（招标文件前附表中，要求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以上（含一级）且具备钢结构专业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见卷四P77），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金荣富作为项目经理，不可能不履行财务手续，就每次10万，先后两次从公司备用金里支取20万元。辩护人多次提出，其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只需调取公司账目查询即可，但办案机关从未调取，说明该项资金来源的说法，不可采信。此外，既然是公司的备用金，就不可能是他个人的零用钱。

（二）金荣富所说的行贿地点和方式，显明不合常理，且司法机关没调取相关的通话记录，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

关于行贿的地点和方式，金荣富说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10万元人民币，给王忠明打电话，约定在金属研究所家属区见面。我打车到了金属研究所家属区，在金属研究所家属区的马路上与王忠明见了面，……之后我把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口袋递给王忠明，王忠明没有说什么就把钱收下了，我就走了。” （卷四Ｐ72-73）但同时，金荣富也说“为了防止我的车被金属所的人看到，所以我打车去的金属所家属区，把钱给了王忠明”（卷四P72）。这说明，作为施工方，金属所的许多人都认识金荣富的车，认识金荣富。而王忠明作为主管后勤、基建的副所长，金属所的职工和大多数家属也都认识他。夏天的晚上，是金属所职工和家属们在家属区马路旁纳凉的时间段，这种送钱的场合，等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金荣富都能想到怕被金属所的人认出他的车，认出他的人，王忠明难道就不怕职工和家属看到他和金荣富家属区的路上见面，不怕被人看到金荣富送了他一个不知装了什么的口袋？这明显不合常理。

此外，金荣富说每次去行贿前，都事先打了电话，但没有说是用手机打的，还是用固定电话打的，也没有说打的是王忠明的手机还是固定电话。王忠明一直坚称金荣富从来没给他打过电话，并要求调取通话记录，但在前面的诉讼过程中，办案机关一直没有调取相关的通话记录，不能证明金荣富证言的真实性。

（三）金荣富所说的行贿动机，与事实不符，不具有真实性

关于行贿动机，金荣说“王忠明是主管基建的副所长，也是招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程款的支付由他签字审批，我公司中标５号厂房后，为了能顺利拿到中标项目的工程款，也为了进一步和王忠明处好关系，以后在工程建设上给予关照”。（卷三P72－73）但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

５号实验室工程工期紧，任务重，金属研究所急等着该厂房安装设备，开展工作。《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浑南园区５#实验室建筑与安装工程补充协议》第６条规定：“工期要求：竣工日期为2006年11月20日，要求于2006年９月１日前建成主体工程并具备进场进行设备基础土建的施工条件，于2006年10月１日具有进场进行科研设备安装的施工条件。”（卷四Ｐ117）如果金属研究所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会导致施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工期。金荣富在证言中也明确说：“施工方很难及时拿到工程款，后续工程也会耽误。”（卷三Ｐ74）耽误工期，会给金属研究所造成重大损失。王忠明虽然是主管该项工作的副所长，但他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他显然不会因为工程款的支付而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甲方的金属研究所与金荣富所代表的乙方，就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也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浑南园区５#实验室建筑与安装工程补充协议》第５条规定：“本项目工程款（进度款）支付方式：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乙方按计划完成基础工程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总价的20%，核为160万元整；乙方完成主体工程并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到工程总价的60%，即第二次支付工程款320万元整；乙方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到工程款支付到75%，即第三次支付工程进度款120万元；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到工程总价的95%为限。工程保修期满后并无质量问题甲方向乙方支付余款。”（卷四Ｐ117）在案证据证明，金荣富代表的乙方，保证了5号厂房工程的正常进行，金属研究所按照工程进度正常拨付了款项，双方都是按照合同履行了各自的义务。金属研究所不存在迟延支付工程款的现象。同时，虽然金荣富说工程款的支付由王忠明签字审批。但是，卷六第63页显示，５号实验室工程的付款记录，证明王忠明不签字也一样能够付款。这说明，金荣富所说的“为了顺利拿到中标项目工程款”而给王忠明行贿的前提，不存在的，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

（四）在金荣富所说的送钱时间段，王忠明经常出差，基本不在沈阳，且有证据证明，该时间段金荣富也不在沈阳

关于行贿的时间，金荣富说是“中标后，我回忆，在20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卷三Ｐ72）、“第一次给完王忠明钱后，又过了一个月左右，也是一天晚上” （卷三Ｐ73）。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浑南园区５号实验室工程的《定标结果》显示，确定金荣富所属的沈阳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时间，为2006年７月15日（卷四Ｐ109）。因此，假设金荣富行贿，其第一次行贿的时间，应该是2006年７月15日以后，第二次行贿的时间，则应是2006年８月15日左右。

但根据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在这一时间段，王忠明经常出差，基本不在沈阳：2006年７月19日－７月24日在北京、天津出差；７月27日－７月29日在北京出差（工作日历中记载的是７月25日－29日党校）；８月11日－８月12日在天津，８月28－９月１日在北京，９月10日一９月11日在北京。

在这一时间段，金荣富也不在沈阳。张卫国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显示金荣富为５号实验室工程的项目经理（第四卷Ｐ81），《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浑南园区５#实验室建筑与安装工程补充协议》第８条规定，项目经理应保证每日在现场工作时间不少于４小时（第四卷Ｐ117），但是，2006年５号实验室工程的会议纪要（包括2006年５月29日的开工前准备会议、７月３日的开工第一次会议和７月17日至11月21日的周例会）显示，金荣富没有参与2006年７月17日至９月13日的工程例会，而其他时间的工程例会都参加了。这些材料可以证明，在2016年７月17日至９月13日，金荣富不在沈阳，否则不应当存在违反合同约定，没有前往过5号实验室工程工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