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x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辩护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接受刘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刘x的辩护人。我查阅了相关的案卷材料和法律，现在结合今天的庭审，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一、刘x不构成盗窃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对其指控的罪名是错误的。

　　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规定：“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的犯罪分子通谋的，以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共犯论处。”所以本案中，刘

　　x与何x是否构成事前通谋是对刘强正确定罪量刑的关键。

　　首先，通过2011年7月30日何x在迎泽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何x与刘x是在2011年三、四月份在网上认识的，在聊天过程中，刘x对何x言明想要买“便宜车”，虽然双方都心知肚明“便宜车”指的是盗抢车，但这充分说明当时刘x当初是想低价从何x手里购买赃车，然后倒卖牟利，其主观故意是“买赃”，而不是替何x销赃，这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故意，不存在与何x盗窃的故意。如果认为刘x是何x盗窃的帮助犯，那么帮助犯刘x主观上与被帮助犯何x应当是一致的，即都是以盗窃为目的，但何x的主观上是通过秘密窃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刘x的主观故意只是想通过收购何x手里现成的“便宜车”牟利，并没有与何x合谋盗窃的故意。客观上刘x没有参与何x的任何一次盗窃行为，对何x每次的作案地点、目标、过程、参加人员及如何分工等均不知情，刘x只是在指定的地点等候，等何x盗窃成功后将赃车开过来双方进行交易，这属于典型的“买赃”行为，并不是盗窃的后续行为。每次何x将赃车交付给刘x后，刘x不是当场付款就是事后通过银行汇款，这充分说明双方是出售和购买的合同关系，并不是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合作关系，故刘x的“买赃”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构成。其次，何x在上述《询问笔录》中明确供述，他的同伙只有一个叫“小张”的人，除此别无他人，刘x只不过是其销赃的“下家“，并不是其同伙。所以，刘x与何x不存在事前通谋的关系，何x的盗窃行为与刘x无关，刘x的“买赃”行为亦独立于何x的盗窃行为，两人分属不同性质的犯罪构成，不能混为一谈；

　　2、本案中，对刘x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是同案犯何x和刘xx的供述，但三人的供述并不能全部印证一致，因此不能作为证明刘x与何x事前有通谋的证据。对晋ABRxxx车辆盗窃过程，因吴xx在逃，以只有通过何x和刘x的供述来查明，但在重要情节上何x与刘x的供述截然不同。何x指认刘x曾替他“放风”，而刘x坚决予以否认。对于这种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有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也就是所谓的“口供需补强”、“孤证不能定案”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因此，只有同案犯何斌的指认，不能作为对刘强定案的依据。因为同案犯的指认和供述在诉讼中本身也属于被审查对象，存在虚假和捏造的可能性，无法作为独立的证据，尤其是指控他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在证据种类上，同案犯的指认在证据种类上仍属于“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形态，该证据属于待补强证据，属于孤证，必须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同案犯之间“趋利避害”的思想必然会导致其互相推卸罪责，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同案犯的供述和指认，本身无法排除其出于逃避、推卸罪责等目的而拉拢他人下水、恶意指认他人的意图存在，因此，其虚假的可能性更大。本案中，因京GGQxxx和晋A1Lxxx两辆车的赃款刘x尚未支付给何x，何x由此心生怨恨，故意在审讯中乱供，意图报复刘x。所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x指认刘x在盗窃晋ABRxxx车辆过程中有“放风”情节属于“孤证”，不能成立，不能以此定案。同时，在何x的供述中，2011年5月28日找他购买晋AExxx赃车的是刘x和吴xx，但通过2011年8月14日刘xx在山东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刑警大队所作的供述可以看出，购买该赃车的是刘x和刘xx，并没有吴xx，可见何x的供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虚假性。对晋ＡＫxxx和晋ＡＫＡxxx两辆车，刘x和刘xxx一致供述，何x是在盗窃既遂后、将赃车完全处于掌控中，才把他们带至赃车跟前或将赃车开过来交付给他们，刘x与刘xx均未出现在盗窃现场，也没有参与盗窃过程，更没有“放风”情节，他们甚至不知道何斌在什么地方偷的车，刘x和刘xx关于此情节的供述是一致的。2001年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仅凭被告人的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可见，相互印证的共犯口供对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具有完全的证明力。但这一规定对共犯口供定案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前提是同案人的口供相互印证，又能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本案中，关于刘x在上述两辆车盗窃过程中是否有“放风”情节，刘x和刘xx的供述完全能够印证一致，反映事实真相，同时又排除了诱供、逼供、串供的可能，所以应当予以采信， 故何x交代的在上述两辆车的盗窃过程中刘x为其“放风”的谎言不攻自破，不足以采信，不能作为其与何x事前有通谋的证据。

　　3、本案中，同案犯刘xx与刘x分别于2011年5月28日、2011年6月6日和2011年6月12日共同作案四次，总共从何斌手里购得四辆赃车，其中，晋AMxxx车辆的赃款12000元系刘xx亲手交给何x，可见在“买赃”阶段，刘xx发挥了和刘x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对刘xx指控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对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的刘x却以盗窃罪加以指控，这种“共同犯罪罪不同”的指控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罪名不当。所以对刘x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应当依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对刘x进行定罪处罚。

　　二、刘x在被抓获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刘x和马xx，构成立功情节，应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于立功情节，综合考虑立功的大小、次数、内容、来源、效果以及罪行轻重等情况，确定具体调节的比例。一般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三、刘x归案后态度较好，其认罪、悔罪态度明确，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找被盗车辆，并成功找回两辆。同时主动交代曾于2011年3月24日犯交通肇事罪被判缓刑的事实。在侦查阶段，刘x还检举过韦xx和杨xx的盗窃事实，但遗憾的是由于办案机关的原因未得到落实；

　　四、本案中刘x获利较少，且部分车辆已追回，同时刘x愿意主动退赔非法所得，减少社会危害性，请法院酌情从宽。

　　本案中刘x涉及的车虽有八辆，但刘x获利较少，晋LAxxx和晋ABRxxx两辆车，由于赃款和作案费用均为吴xx出资，犯罪所得均被吴xx据为己有，刘x分文未得。其余的六辆车，每辆车刘x平均获利仅2000元左右，总计获利12000元左右，同时，晋A1Lxxx和晋AMxxx车辆已追回，并发还受害人，受害人因此损失较轻，社会经济损失相对较小，刘x愿意主动退赔非法所得，减少社会危害性，希望法庭酌情从宽。

　　综上所述，刘x从何x处低价购进赃车，然后转卖牟利，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当依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对其进行定罪处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院予以采纳。

　　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李超平律师

　　2011年4月2日